||玉渊谭天原创漫画
最近,谭主观察到,又有一些人坐不住了。
一个月的时间里,中国防疫政策调整。讨论和沟通的过程中,共识在增多。恰是此时,一些“熟悉”的声音再次响起,唯恐天下不乱。
这些声音,总是特别会“挑时候”,尤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。
其实,疫情暴发以来,美国的污蔑和攻击就从未断过。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过去三年的时间周期去分析,就可以发现,他们指手画脚之时,也正是露出马脚的当口。
“疫情”被美国变成了攻击他国的武器。应用大数据,我们呈现三个切面。
第一个当口,是2020年4月,这也是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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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不免好奇,这样的时刻,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什么?联合专业大数据机构,我们分析了美国2020年4月的疫情报道,发现,“口罩”是一个焦点。
毕竟疫情初期,戴口罩是事关每个人最基础、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措施之一。分析关键词,得到了这样一张图:
可以看到,关于“口罩”的报道中,“中国”成了最高频的关键词,除了“中国”一词之外,美国媒体提到最多的,是“市场许可”。
2020年4月11日,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公示,有46家工厂位于中国的口罩生产商已经获得紧急使用授权(EUA)。
根据美国法律规定,没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批准,美国之外生产的口罩以及其他医疗物资,都不能在美国市场出售。获得了紧急授权,也就相当于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。
为了得到口罩,美国甚至开始给中国“特殊待遇”。
回过头来看,这样的举动,不可谓不讽刺。
打开国门之前,美国对中国口罩,是完全相反的态度:
2020年3月28日,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公布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他国标准口罩清单,将中国口罩排除在外。
换句话说,美国并非意识不到佩戴口罩的必要性,关键是,在此之前,美国一直把中国佩戴口罩当成攻击的目标。
美国政府没有把佩戴口罩当成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,而是当做制造“政治病毒”的武器。
还有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。我们抓取了2020年2月,武汉疫情较为严峻的时刻,美国媒体对“口罩”的报道,得到了一张和2020年4月的对比图:
“公众情绪”“人权”“封城”……看这些关联词就能发现,这些报道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——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。
疫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,美国非要关联上政治体制,关联上“民主自由”。中国民众戴口罩,就是不“自由”、没“人权”。
为了攻击这一防疫措施,美国政府不断渲染“口罩无用论”,美国媒体,也将“戴口罩”炒作为“东亚病夫”。
知名政治学者王绍光曾围绕当时的“口罩之战”写过文章,做过分享,他提过,当时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“药方”是,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,而是靠所谓“自由”、“人权”。
而口罩所代表的抗疫污名化,只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。
事实是,病毒不分国界,不看制度,数据不会骗人。
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刊登的一则研究,分析从本国疫情暴发初期到2020年5月9日之前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数据,结果发现,根据特定的死亡率计算模型,不支持带口罩国家,其死亡率每周增加比例,是有政府政策支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国家的3.8倍。
事实上,戴口罩本就是应对流行疾病的正常操作,全球都是如此。
而美国政府,却将疫情“恶毒化运作”,强行将这一行为做政治关联。当很多美国人因为其政治关联性,对是否“戴口罩”犹豫不决时,暴发初期的疫情,几乎失控。
美国官方通报的所谓首个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,是2020年1月21日,1月底至2月初,美国的确诊病例主要由境外输入。但在2月底至3月初,短短3周时间里,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00多倍。到4月,美国的死亡病例数,达到这一轮疫情的峰值。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,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,从对中国口罩的批评,转向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的“请求”。
这也才有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紧急授权。
本来是疫情防护屏障的口罩,却成了美国攻击他人的武器。
再看一下这张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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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看到,2020年末到2021年初,美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最高峰。
在疫情“最黑暗”时刻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总统,抗击疫情成为了其最重要的议程。他就任的第二天,就在白宫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战略。当时,他举着这份厚达百页的文本表示:
这份战略基于科学,而非政治。
新一届政府需要树立“科学抗疫”的形象,来区别于上届政府,恢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。
开源信息,记录了美国卫生信息报告体系的“科学”成色:
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大量的病毒检测,美国新冠检测要等10多天才会出结果;
这些结果会以传真、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州公共卫生部门,工作人员需要数天的时间将结果手动输入卫生系统;
感染患者无法立即甚至不会回应州卫生部门的询问,工作人员难以追踪密切接触者;
州与州间的系统并不兼容,这导致跨州病例无法追踪。
种种原因,让美国各州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“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”。巨大的难度,让数十个州的卫生部门早早就放弃了对新冠密接群体的关注。
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(CDC),就是靠着这样“拼凑”起来的数据,识别和检测整个美国的疫情状况。美国政府,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数据,来制定应对疫情的相关决策。
结果,可想而知——各种变异的毒株,在美国肆虐。
在比对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统计信息后我们发现,2021年6月,是美国病毒变种的“变动期”——当时,美国的主流毒株正在从阿尔法毒株向德尔塔毒株转移。
德尔塔的传播性更强,但刚才我们也说了,由于没有流调能力,在面对新的毒株时,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束手无策。白宫官员自己承认在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地区,政府派出的特别医疗队“基本无法推进任何抗疫工作”。
那时的美国政府,把注意力放在了哪儿呢?
通过对美国公开媒体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,2021年6月,是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最“卖力”的时刻。
||数据来源:2021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数据;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
在疫情防控使不上劲的美国政府,只能在抹黑与“甩锅”上费尽心思。谭主之前做过不少“溯源美国”的报道,有一期视频最近又被翻出来,在各个群里广泛传播。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,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涉美情报机构和药企。
大家的眼睛,也都是雪亮的。
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300多个政党、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《联合声明》,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。
美国政府,嘴上谈的都是科学,但实际上,都是将疫情武器化的操作。一会儿要把溯源的脏水泼向中国,一会儿又在说“担忧”中国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。
看起来,美国在讲科学。事实,真的是这样的吗?
我们再次从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中调出了中美两国新冠病毒分支的数据:
||根据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开源数据,对比中美疫情三年出现的新冠病毒分支类型与数量
可以看出,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分支寥寥可数,在高致死率的德尔塔毒株大行其道时,中国的新变种分支极少。
而美国,几乎流行过疫情暴发以来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,是存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最多的国家之一。
美国,完全称得上是新冠病毒变异的温床。这样的美国竟然还在担忧别人,未免有些太讽刺了。
当用武器化的方式处理科学问题,结果,就是如此。
最近,美国新冠感染者住院率仍在持续攀升,美国疫情又达到一个高峰。
按照过去三年的套路,每当这种时候,美国必定会拿中国说事。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、公布“新十条”之际,美国看到了继续抹黑、攻击中国的机会。
这是2022年12月7日到2023年1月5日,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关键词:
可以看到,除了病毒变种之外,美国开始提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(PPI),提通胀,提供应链,换句话说,美国开始唱衰中国的经济。在一篇报道中,美媒就提到,中国疫情会对供应链造成影响,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。
讽刺的是,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还没调整时,美国,说的也是这一套。
这是2022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里,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词云图。
“不确定性”正是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高频词。与不确定性相关的,还是通胀、供应链、投资、贸易。对比来看,这些与供应链相关的关键词与中国优化疫情政策之后高度重合。
可以看出,其实无论中国防控政策怎么样,美国都会借着疫情挑事,找其他议题做陪衬。
围绕经济议题“打冷枪”,就是美国把疫情武器化的工具之一。
上一个阶段,美国用政治化的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无果,现在,美国又想着通过抹黑中国经济来“孤立”中国。
说来说去,不管中国怎么做,在美国政客的嘴里:中国怎么做,都是错的。
但事实呢?去年1到10月,中国对世界出口贡献度稳居首位。过去三年,中国稳链保供,有力地支撑了世界经济复苏。
美国呢?肆意发起单边制裁,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。
去年,美国激进加息,引发全球范围的加息潮——全球有近百家央行启动加息,这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大增,今年刚开年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宣布,将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面临经济衰退。
一直逆世界而动的,不是中国,而是美国。美国甩来的“锅”,中国,不接。
让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5月,美国全面放开时,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自己的:
可以看到,当时,美国媒体提到的是民众健康、经济复苏以及公众利益。
我们也想问问美国媒体:
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考虑公众利益,但有100多万名美国民众死于新冠,这怎么解释?
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关心民众健康,但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至76.4岁,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,这怎么解释?
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促进经济复苏,但美国通胀高烧不退,这又怎么解释?
对于美国费尽心思想要炒作的中国经济的问题,我们也有一组数据——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进行了调研,结果显示:
||99.4%的受访外资企业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;
||98.7%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和扩大在华投资;
||89.8%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在华产业链;
||10.2%的外资企业计划将国外产业链转入中国。
美国妄图利用病毒制造的“经济伤害论”叙事显然站不住脚。最近几天,新毒株XBB1.5又成为了美国新冠病毒优势毒株,美国,仍在想方设法将疫情武器化:
率先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,还想推动盟友,但忙活了一圈,适得其反。
正像欧洲航空协会(A4E)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(IATA)和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分会(ACI Europe)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那样,对华旅行限制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“下意识反应”。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经做出评估,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不太可能影响欧洲当下的疫情。
于美国而言,与其四处指指点点,不如认真做好国内防疫的工作,自己的防疫一团糟,没有任何资格指手画脚。
在美国眼里,疫情不是一件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,而是一个可以操弄各类议题的武器。而这,才是世界难以走出疫情阴霾的最大阻碍。
接下来,美国无非还想利用中国政策调整的转段期,变为遏压中国的窗口期。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,是美国一贯的做法。
遏制他人,换不来美国的发展。发展,靠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,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,而美国似乎还没想清楚。
身不善而怨人,不亦反乎?(谭主)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作者:詹丹
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,出现了三处观点句,即:
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哉
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
夫忧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对此,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,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,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:
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,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,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,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有其进步意义。
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,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,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,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,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,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不过,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,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,但更重要的,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:
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: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,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,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,所谓“人事”,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即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,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,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,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,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从逻辑分类看,后两处的观点,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,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,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,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,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,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,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,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,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,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,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,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,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,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:
然得之孔劳,失之何速?岂不以骄于骤胜,逸于居安,忘栉沫之艰难,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,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,激六师之愤怨;征搜舆赋,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,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,未或不亡,矧咸有之,不亡何待!
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,所谓“咸有之”,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,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,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,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:
同光三年夏,霖雨不止,大水害民田,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,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:“臣见长安全盛时,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:“吾富有天下,岂不能作一楼?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,常为租庸惜财用,陛下虽欲有作,其可得乎?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: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,虽祁寒盛暑,被甲跨马,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,荫广厦,不胜其热,何也?”崇韬对曰: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,今以一身为意,艰难逸豫,为虑不同,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,常如河上,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,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:“崇韬之第,无异皇居,安知陛下之热!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在这里,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,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,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,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,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,胡三省加注感叹说:“郭崇韬之言,其指明居养之移人,可谓婉切,其如帝不听何!”
此外,观点句中,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,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,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,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,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,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,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,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,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,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,这第三处的观点句,就是微观了(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,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)。
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,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,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,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,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,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,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,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,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,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,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,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,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,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,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,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,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,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,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,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,可以借助自然灾害,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,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,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,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,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,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,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,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,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(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)得到理解,成为一种规律时,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,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,不断重蹈覆辙时,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,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,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:“呜呼!”
(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