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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福滋味，中国军人与您分享******

　　一锅汤，喝出一家人最期盼的团圆

　　大年三十，陆军上尉陶建霖踏上了熟悉的返乡路。此时，陶建霖的母亲也在忙碌着。灶膛里，红通通的火苗舔着锅底。灶头上，羊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屋里屋外，香气四溢。

　　上一次回家过年，还是4年前。那次，陶建霖请假回来探望病重的爷爷。那年除夕夜，一家四代人聚在一起，吃了顿团圆饭。后来，爷爷去世，四世同堂的幸福成为永远的回忆。

　　高铁自南向北飞驰而去。落日余晖下，黄土高原沉寂又厚重。望着车窗外熟悉的风景，听着乘客们熟悉的乡音，那些停留在陶建霖味蕾上的记忆，逐渐被唤醒。他开始期待晚上的年夜饭，尤其是妈妈亲手炖的羊肉。

　　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炖煮，羊肉的肌肉纤维软化，饱含水分，不腻不膻，丰盈鲜美。“羊”字是“鲜”字的一半，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味道至高的评价。

　　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烹饪羊肉的传统，各方水土造就了羊肉风味上的差异。陶建霖的家，位于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草原的过渡地带。这座位于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四地交界处的小县城，盛产羊肉。融合了多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天南地北风味的独特美食，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无尽口福。

　　“母亲炖的羊肉滑嫩多汁。离开家这些年，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炖羊肉。” 陶建霖今年30岁，瘦瘦高高。小时候，他和哥哥随父母住在乡下。只有哥儿俩考了好成绩，家里才会炖羊肉。

　　“儿子一到家，羊肉就出锅。快打电话问问，他们到哪了？”母亲转头对家人说。羊肉咕嘟嘟地冒着泡，只需等待最后一步：装盘之前，再加点盐提鲜。这是母亲多年炖羊肉的经验。

　　“爸，我们快到家了！”这次，陶建霖还带着妻子一同回来过年。由于工作特殊，他和妻子两地分居，结婚3年来见面的时间屈指可数。这次一同回家过年，对小两口也有特殊的意义。

　　对这顿来之不易的团圆年夜饭，老两口倾注了更多感情。儿媳妇是广西人，喜欢甜食，很少吃辣菜。母亲一直担心，她能否吃惯北方的菜。

　　陶建霖和妻子刚到家门口就闻到了炖羊肉的香气。“快，先尝尝！”母亲赶忙招呼道。

　　“等所有菜都上桌再一起吃吧！”陶建霖说。

　　“不打紧，先吃一口。”母亲笑盈盈地回复。

　　“妈，您炖的肉真好吃！”听见儿媳妇说喜欢吃这道菜，母亲长舒了一口气，眉梢眼角都是爱和笑意。

　　陶建霖突然想起来，小时候，家里杀一只鸡、吃一顿肉，往往招呼很多亲朋好友过来吃。即使一整只鸡，一大桌子人分到嘴里也没几块。掌勺的母亲通常会悄悄把孩子叫进厨房，在饭菜上桌之前，先吃上一块肉。

　　“先吃一口，这应该是所有母亲对孩子的偏爱吧。”陶建霖说。

　　随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菜上桌，一家人打开了话匣子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。此刻，羊肉香气四溢，房间里洋溢着温暖。

　　一家人围坐一起共享美食，就是相聚的味道，也是一家人期盼的幸福。

　　这份炖羊肉的背后还有多少故事，记者无法尽知。然而，每一名中国军人的年夜饭里，一定都饱含着同样的亲情、思念和感恩。

　　千里之外。陆军二级上士陈朝智和战友们聚餐时，桌上多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猪肚鸡汤。

　　广东人常说“宁可食无菜，不可食无汤”。对于煲汤这件事，陈朝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。只要他一回家，母亲就会买菜煲汤。

　　带着精挑细选的新鲜猪肚、土鸡等食材，母亲来到第73集团军某旅装步一连炊事班。陈朝智没想到，这个春节自己竟然会在部队喝上母亲炖的汤。

　　“阿姨，听朝智说，您炖的猪肚和鸡肉又嫩又滑，有没有什么妙招？”厨房一下子热闹起来，炊事班的战友纷纷想来拜师学艺。

　　“熬汤用冷水，慢慢地加温，让猪肚和鸡的营养充分溶解到汤里，其他食材也要准备好……”母亲在锅里加入红枣、枸杞、芡实等食材，慢慢炖煮。

　　“看得我们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你们班的人可真有口福。”帮厨的战友们盯着开始冒热气的鸡汤，好生羡慕。

　　母亲把汤烧开转小火说：“儿子，汤快出锅了，快去招呼一下战友们。”

　　想到班里的小李最近生病，陈朝智特意将第一碗汤送到他手上。喝下这热气腾腾的汤后，小李一边咂嘴一边问：“陈班长，阿姨往这汤里加了什么魔法？我喝完身子马上暖和起来啦。”

　　屋外天寒地冻，屋里其乐融融。陈朝智和战友们喝下热汤，暖心暖胃……

　　一碗面，穿越时空温暖胃和心

　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跳出“18:00”时，急促的哨音响起。随着口令下达，官兵依次坐到了聚餐的大圆桌前。

　　锅包肉、土豆炖牛肉、水煮肉片、小鸡炖蘑菇、蒜蓉西兰花、清蒸鲈鱼……各大菜系的不同美食把转盘桌摆得满满当当。

　　墙上电视里，循环播放着来自各行各业人们的新春祝福。火红的中国结和气球，把食堂装点得格外喜庆。

　　此刻，西部战区空军某边防雷达站，迎来了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光。过年的热闹，感染了每一名战友。

　　节日聚餐的主食里，有一盆面条。三级军士长老胡挑了满满一大碗面，端起来大快朵颐。刚来部队时，这个南方小伙子还常常对着面条叹气。没想到，当兵十几年后，自己竟爱上了面食。

　　南方人喜食米饭。老胡记得，刚下连那会儿，连队每周会吃一次面条。那顿饭，他宁愿饿肚子，也不动筷子。炊事班的战友变着花样做面条，鸡肉蘑菇面、羊肉萝卜面、排骨土豆面……看着北方的战友们大口大口吃得那么香，他就是吃不下去。

　　一次演习，战斗值班结束时已是凌晨。连队专门安排炊事班做了面条，还特意交代给每个人碗里加两个鸡蛋。

　　看着面前满满一碗面条，老胡直咽口水——不是想吃，而是想吐。强忍着难受，他从炊事班拿了个馒头就着辣椒酱吃了。后来，战友们调侃说：“上机能值班，下机能训练，就是吃不了一碗面。”

　　每逢吃面，绕道而行。就这样，老胡和面条“杠”了整整10年。

　　改变，始于一年冬天。当时，老胡调整岗位，调到某边防雷达站。坐了一天的车，老胡到连队已是傍晚。同年兵康雪胜得知老战友过来，特意做了一碗手工面，搭配了鸡蛋、肉和青菜。

　　“这是咱们站仅有的一点好东西了。”康雪胜搓搓手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这座雷达站，距离城市很远，冬季物资补给困难。为了做这碗面，康雪胜在炊事班翻箱倒柜地找了个遍。

　　“再不喜欢吃，我也得咽下去！不能辜负战友的这份心意啊。”也许是心理作用，也许是味觉反应，老胡发现这碗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吃。

　　康雪胜盯着老胡吃完后笑了笑说：“其实，我早就听说你不吃面条。这碗面，我是按照你们老家米粉的方式做的。”

　　听到这句话，老胡眼睛一酸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：“没想到，这个粗犷豪放的西北汉子心这么细。”

　　从那以后，不吃面条的老胡慢慢开始吃面条，一碗，两碗，三碗……

　　后来，康雪胜退伍了，老胡开始自己学做面条。那年休假，他专门为家人做了一回融合南北风味的手工面，全家人对他的手艺竖起大拇指。

　　如今，每次看到食堂做面条，老胡就会想起曾经的自己，然后挑上一大碗，哧溜哧溜全吃光。

　　一碗面，凝聚了战友情，见证了军旅时光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还有很多和老胡一样的军人，已经把驻地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　　对军人来说，军旅时光里总会有一碗面相伴，第81集团军某旅装甲步兵二连排长陈敏杰也不例外。

　　7年前，陈敏杰从新疆入伍，跨越数千公里来到新训部队。一群热血青年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，开始了他们的军旅生涯。

　　新兵连第一天，高大帅气的班长胡东杰，热情地领着陈敏杰进了班。晚上，陈敏杰不自觉地紧张起来。班长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上车饺子下车面。走，班长带你们吃面去。”

　　吃惯了家乡香气四溢的拉条子，陈敏杰眼前这碗清淡、糯软的热面条，显得索然无味。不过，这碗面他吃得格外香。在班长和战友的关心鼓励下，他渐渐扫净了心中的疲惫和紧张，军旅之路也从这碗温暖的面开始启程。

　　在军营这个大家庭里，无论是哪种食物，总是能在某一个时刻，借着那些温暖的味道，给人心灵的慰藉。

　　今天，空前丰盛的食物不停吸引着我们的味蕾。但军营里的这碗面，仍有不同寻常的滋味，永远温暖着我们的胃和心。

　　一盘饺子，因为加入爱的佐料而美味更足

　　饺子，是中国人过年最重要的主食之一。

　　熟练地调馅，擀皮，包馅……尽管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少校孙书鹏已经掌握了包饺子的“核心技术”，但越临近年节，他就越思念妈妈亲手做的饺子。得知母亲今年能到部队来一起过年，他高兴极了。

　　在母亲眼里，孙书鹏和家里聊起部队生活，从来都报喜不报忧——“昨天考核，我考了满分”“前几天比武，我拿了第一”……

　　夜训结束，精疲力尽的孙书鹏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。空荡荡的胃不时提醒他，要是能吃上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该多香！

　　盼着盼着，母亲这一次真到部队过年了。除夕那天，营区张灯结彩。洗菜、切菜、揉面、拌馅、准备佐料……炊事班准备年夜饭的身影里，多了一个慈祥的身影。

　　饺子一个个下锅，又一个个顺着热气浮起来。“饺子熟了，快尝尝。”母亲笑着和大家说。孙书鹏微闭双眼一口咬下去，尝到了久违的熟悉味道。

　　食堂聚餐现场，通红的光亮映着一片欢腾景象。“妈妈牌饺子”一上桌，战友们就开始了“光盘行动”。啧啧称赞声中，军营的年味又浓烈几分。

　　吃完年夜饭，孙书鹏禁不住问起母亲包饺子的“秘方”。结果，他几番对照，发现自己的做法与母亲的配方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　　于是，孙书鹏半开玩笑地追着母亲问：“妈，你是不是藏着什么独门绝技，还没有传给我？”

　　母亲淡淡一笑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家乡的菜、家乡的水，才能做出家乡的味。可能，这次的饺子是我做的，你才会觉得味道特别熟悉。”

　　那一刻，孙书鹏豁然开朗：家乡的味道藏在一粥一饭中。家常美味，也是幸福滋味。如果说还有什么特殊的佐料，那一定是无可替代的亲情与关爱。

　　春节期间，海军山东舰组织官兵包饺子。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友们，包出来的饺子形状颜色各异。

　　“不同的饺子颜色，代表着不同的甲板识别服。这是我们航母饺子的一大特色。”餐厅里，航空保障部门的女舰员连惠靓，正带着班里战友们忙得不亦乐乎。

　　教导员骆宝库端着刚出锅的饺子来到机炉舱，递给正在值班的锅炉兵刘海洋：“新春快乐，我们给你送来了第一锅饺子。”

　　将第一锅饺子送到战位上，是海军山东舰过年的习惯。吃着热腾腾的饺子，刘海洋感觉心里暖暖的。

　　爱，是最珍贵也最平凡的佐料。新春佳节，同一屋檐下、同一战舰上，亲人和战友们一同下厨做饭，一同享用美味，用食物慰藉彼此，感受着亲情与战友情交融凝聚的力量。

　　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，盛满一个个小家的幸福，也装满了祖国这个大家的幸福。

　　(解放军报 记者 程雪 采访中得到谢安、杨鹏飞、韩一民、谢林吉、谢思、杜黎鑫大力协助，特此致谢)

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：聋人观众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？******

　　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

　　电视屏幕左下角的手语框，是聋人观众看世界的渠道之一。

　　自1984年，手语框第一次出现在新闻节目，截至2020年年底，有34个省级电视台、209个地市级电视台播放手语节目，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比赛也配有手语翻译。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如此阐述手语新闻节目的意义：保障聋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。

　　手语框的出现，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进步。但要在这个小方框里装下更多内容，还需要很多努力。2021年，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一项面向585位聋人的调研发现，“完全能看懂”电视手语新闻的聋人只有7.69%，大多数聋人能看懂的不到一半，甚至完全看不懂。

　　有聋人看不清手语框，只好叫老婆陪在旁边，让老婆一边听新闻，一边打手语告诉他，电视里在讲什么。还有聋人表示，长时间盯着屏幕左下角的小方框，容易感觉疲倦。

　　而对于全国2053万位聋人来说，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遗憾。一个聋人描述，除夕夜，一家人聚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当家人被小品、相声节目逗得同时大笑时，只有他一个人看不懂，因为实时直播没有字幕，也没有手语翻译。

　　第二天的重播配上了字幕——这位聋人有机会能看懂那些“包袱”了，但家人已经看过节目了。他感觉，那种欢聚一堂的氛围没有了。

　　为什么看不懂手语新闻？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璇是一位聋人，长期研究手语语言学。她认为，手语画面太小，会严重影响受众的可懂度。比如，用手语表达春夏秋冬，是要握起拳头，凸出的四指根部关节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季节，如果手语框太小，聋人很容易看不清指的是哪个关节，只能靠猜。

　　“有的手语框只占到整个电视机屏幕的十分之一，这是不够的。”郑璇说，许多电视节目的手语翻译画面保留至手语传译员的胸线以上，但有些手语手势或低至腰部，或高过头顶。

　　比如，广州市最通用的手语打法是双手掌心向上，在腰部两侧碰几下，超出了手语框画面。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完整的手势，手语传译员不得不缩小动作，造成变形。

　　学会手语不仅是只会几个单词，要把手形、位置、方向、运动、表情、体态和口型整合起来，才能精准表达。

　　广东一位聋人陈钢举例，用手语表达“开心”，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：要表现一点点开心，可以用脸部浅浅的微笑，加上手部表达的“好”；要表示超开心，可以夸张一些——睁大眼睛，张大嘴巴，脸部变化丰富，双手晃动，身体姿势摆动，像唱歌和跳舞一样。

　　但看电视时，陈钢很难从手语传译员的面部表情上获取信息，也有聋人说，手语传译员的手势动作幅度太小，使得“咬字”不足够清晰。

　　在电视台当新闻手语传译员的刘可研坦言，在电视屏幕前和私下聊天时打手语，人的状态肯定是不同的。在新闻节目，手语传译员应该与主持人风格相一致，需要端庄大方，表情不能过于夸张。但这会对手语表达有所限制。

　　有聋人观众拿着国外新闻的视频给刘可研看——国外手语传译员的表情生动，肢体动作丰富。“观众希望我们的翻译能够和国际接轨。可中国人本身性格更内敛一些，不太容易像外国人那样外放。”刘可研说。

　　郑璇说，在媒体、学校等公共场合，按有关规定要求使用通用手语，国家通用手语方案目前只有8000多个词语，仅能覆盖部分核心手势；而聋人之间的交流，习惯用的是社群里自发形成的手语。

　　而且，几乎所有电视台都用听人(指听力健全的人——记者注)做手语传译员，但听人学习手语，习惯性地用“主谓宾”的汉语语序，而聋人打手语的语法是话题优先原则。“手语能力较差的听人翻译时会下意识用汉语语序打手语，逐词逐句打出来，这让聋人更看不懂了。”

　　一位聋人举例，要表达“你会不会修电脑？”，聋人往往会打“电脑，修，会”，再带上疑问的表情。

　　陈钢观察到，当新闻里的词汇还没出现通用打法时，手语传译员的翻译很容易出问题，比如，把“萌萌哒”打成“MMD”“神马”则会变成“神仙加马”。

　　一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词也会给刘可研提出挑战，比如：供给侧、同比增长……如果想短时间翻译出来，还能跟上主持人的语速，她只能直译。

　　过去3年，刘可研参与过70多场北京疫情发布会的手语翻译工作。有一次，她听到“以快制快”，这是生活中很少出现的词汇，如果直接翻译聋人肯定看不懂，她想了一下，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为“用最快的方式控制疫情的发展”。

　　这对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要求很高。陈钢回忆，早年出现“雾霾”天气时，新闻主播提醒市民出门要戴口罩防雾霾，但手语传译员只用了“雾”替代，在他看来就是仙气飘飘的普通白雾，起不了警示作用。

　　好的手语新闻节目，要真正做到平视

　　刘可研经常和聋人朋友交流，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？

　　回答集中在两点，手语框变大，手语传译员的翻译能看得懂。“聋人观众其实是很宽容的，他们这两点要求并不高。”刘可研说。

　　她曾和电视台的栏目组沟通手语框变大的问题，对方也知道聋人对手语新闻的意见，但在具体操作上，电视台的台标位置、滚动字幕的位置等都有明确的要求，将手语框调大，会影响画面中其他要素的构成和位置。

　　江苏师范大学的手语教师刘承承是一名聋人，长期研究电视节目手语播音员的语言使用和翻译技巧。他认为，栏目组应该对聋人语言和文化有一定认识，才能做聋人受众认可的节目。

　　他举例，中国台湾有一档手语节目，手语主播、片头片尾由聋人或是手语熟练的听人出镜，节目的主要镜头对准聋人，不会“喧宾夺主”。

　　有一次，这个节目的采访在海边进行，画面上出现文字提示“海浪声”，刘承承马上意识到，现场采访的人听到了海浪声，“节目充分考虑聋人精神世界和无障碍的需求。”

　　韩国、日本等国家还建立了聋人视频网站，专门同步新闻翻译，创办接地气的手语娱乐节目。还有聋人说，希望由聋人直接出镜担任手语新闻的播报，而不是局限在小方框里。

　　中国也有受到好评的手语新闻节目，南京栖霞电视台的《小芮说新闻》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是这档节目的创办人。她回忆，2014年，她听从栖霞区残联的推荐，选用两位手语优秀的聋校教师作为手语传译员，这两位聋校老师都是聋人，打的手语更贴近聋人观众的习惯。

　　这一度加大了主创人员的制作难度：听人翻译手语时，可以一边听主持人的话，一边打，也可以看提词器的字幕打；但聋人只能看字幕打手语。

　　主持人芮钟科回忆，最初磨合时，他和手语传译员都朝着对方的速度靠拢，他降低语速，手语传译员提高手速，经常要录制多遍，才能保证节奏卡点，后期剪辑师也会做相应的调整。

　　“没人愿意看一档声画不同步的节目。”编导王珍珍说，“要把手语当成配音、字幕一样对待。”她回忆，有时节奏对不上，手语传译员要尝试不同的手语表达来配合主持人；有时第一遍打错了，传译员要重新再打一遍，就像字幕里不能有错别字、语句不通。

　　这也让《小芮说新闻》的制作时间要比其他节目更长。以往两天能制作完成的节目，在这里要花4天，有时主创人员还得配合手语传译员的时间。

　　节目播出后，主创人员感受到聋人观众的热情，公众号后台还涌入居住在外国的聋人。《小芮说新闻》的主创人员还和20多个聋人一起踏青，参与国际聋人节的系列活动，还建了一个微信群。

　　《小芮说新闻》在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，手语框大小不好调整，但在节目的网络版本里，手语框可以调为屏幕的四分之一。

　　这个做法如今被部分媒体采纳：有的电视台把手语框调成正方形，约占屏幕六分之一，甚至一些发布会的网络版，会把手语框调大到屏幕的四分之一。一个聋人说，这些进步尊重聋人和听人有平等接受信息的权利，真正做到了平视。

　　优秀的手语翻译太少了

　　对电视台来说，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　　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说，选择手语传译员时，她更倾向于选择残联推荐的人，不用担心对方会在翻译时出现纰漏，误导公众。

　　郑璇说，绝大多数电视台会从听力正常的聋校老师里挑选兼职的手语传译员，但近几年，聋校生源不断萎缩，缺乏专业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，这影响了聋校老师的手语水平——学习手语翻译的人有一个共识，只有长期浸润在聋人环境里，与聋人保持接触，才能精进手语水平。

　　郑璇研究发现，各级电视台的手语新闻质量参差不齐，一些区县级电视台甚至有手语传译员还会穿米黄色、白色的衣服上镜，和双手的肤色混淆。

　　但刘可研介绍，出镜正确的着装是，穿深色的衬衣，不能佩戴饰物和手表，不能化浓妆。郑璇说：“手语框里最重要的是那双手，从视觉上一定要把手凸显出来。”

　　郑璇分析，这和当地特教学校的规模和办学质量有关。越小的地方聋人学生越少，县级电视台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更困难。

　　找到手语翻译就够难了，要从中选优就更费工夫。

　　不少受访者说，电视台里几乎没有懂手语的人，很难评价和监管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。

　　刘可研说，电视台里很多人一般不太懂手语，“聋人朋友选的翻译又不一定满足电视台的要求。”她介绍，一般手语传译员的薪酬相对固定，且与翻译质量没有直接关系。

　　陈钢曾去英国交流，当地电视台的大多栏目都配备手语传译员，且经常换人。“在手语翻译服务上，中国和欧美国家相比至少落后几年。”

　　曾任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的孟繁玲说，目前，我国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少，但电视台、高校、医院、法院等单位又需要手语翻译，这个专业的人才往往供不应求。

　　与之相比，美国的手语教育体系完整，从学前到高中开设有选修课，开办手语教育或手语翻译专业的高校有几百所。澳大利亚中小学也开设手语选修课。

　　“手语翻译人才的问题不解决，聋人其他的问题也很难解决。”孟繁玲说。

　　懂得手语的律师唐帅多年处理与聋人有关的官司，此前接受采访时说，有司法机关询问聋哑的嫌疑人时，要通过外聘的手语翻译沟通，有几次，他在案件的同步录像上，发现手语翻译人员直接在摄像头底下向聋哑人敲诈勒索。

　　而且，陈钢说，目前许多懂得手语的人会另外找本职工作，把手语翻译作为兼职——单纯当手语翻译不能保障生活来源，也没有相关政策扶持手语翻译人才的发展。因此，越到更边远的地方，手语翻译就更难找。

　　新闻之于聋人的意义

　　电视机里的手语框，曾被视为保障聋人权益的象征。生活在北京的聋人冯刚回忆，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手语框出现时，感觉惊喜、高兴。

　　慢慢地，手语框出现的频率更多了。1990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电视手语新闻的意义：“反映残疾人生活，为残疾人服务，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。”

　　2012年出台的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规定，市级以上电视台应创造条件，每周至少播放一次配播手语的新闻节目。

　　在刘承承看来，电视机那个手语框的存在非常重要。“看滚动字幕，眼睛要高度集中，容易累，清晰表达的手语传译员能让聋人的眼睛相对放松，且传达出文字难以表述的感情起伏。”

　　但大多时候，聋人注视这个手语框的模样是狼狈的。

　　曾任北京西城区聋协主席的刘丽娜多次向北京市残联、北京市聋协反馈“看不懂手语新闻”这个情况，对方也努力想协调这个问题，但一直没有解决。

　　北京一位聋人说，2021年，他曾在北京残联的组织下，作为聋人代表，参与手语传译员的考核，从手形、动作、神态、翻译技巧多角度打分，考核的标准就是“聋人观众能看得明白，看得不累”。

　　近30位特殊教育学校的听人老师参与了那次考核，每人轮流上台15分钟，跟着随机播放的新闻录音，一边听一边打手语。他回忆，最终，有7位手语老师通过了考核，残联推荐给了电视台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电视台还是坚持用了老班子。

　　郑璇建议，可以组成专家委员会，挑选既熟练掌握手语，又懂手语理论的专家，聋听不限，由专家委员会来评价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。

　　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，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也说，他们曾通过各级残疾人联合会、各级聋人协会等多个途径反映过“手语新闻看不懂”的问题，但反映多次后，也没有看到改变。

　　“我们能不能有能看懂的新闻节目，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精神生活？”刘丽娜问。

　　郑璇说，听障者的最大心理问题是孤立感，而新闻资讯恰恰是聋人和外界连接的桥梁之一，能帮助聋人打破孤立感，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。

　　有的聋人长年坚持读书看报，喜欢在聚会上，用手语把报纸上的诈骗新闻分享给其他聋人。一位聋人说，他会在世界杯、奥运会、春节联欢晚会播放时准时打开电视收看——这样会让他感觉，自己真正参与了主流社会的活动。

　　作为中国第一位语言学专业的聋人博士，郑璇有时在北师大开会时，也会有孤独的感觉：当同事开始七嘴八舌的时候，即便有助听器，她很难识别是谁在开口；当座位距离发言人太远的时候，她也很难通过助听器或读唇了解完整的信息。

　　她说，许多聋人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：当一群人说笑话，哄堂大笑时，聋人问“说什么”，听人说，“没什么，和你没关系。”

　　陈钢有个好友参加会议，他询问旁边的同事会议内容，同事的回答简洁明了，“部门需要改革，要整顿办公室和人员。”

　　“一句话就完事了？”聋人疑惑，那个会议明明开了很久。

　　“其他和你没关系，只知道重点就可以了。”同事回答。

　　聋人渴望双向的交流，而不是单向的

　　那种“和你没关系”的感觉，在短视频诞生以后，一定程度上减弱了。

　　那是当前聋人圈里获取信息最快速、最普遍的方式。还有部分聋人选择用手语自制短视频：教学手语、翻译新闻、诉说生活故事……一个备受欢迎的自媒体每天翻译当天一则重要的新闻，没有配字幕，只有手语，但每篇推文都有数万浏览量。

　　2021年，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在调研电视手语新闻的可懂度时，也调查了聋人对网络自媒体视频的看法。超过六成聋人能“完全看懂”或“看懂大部分”自媒体上由聋人自发录制的手语视频。相比而言，参与调研的聋人更认可网络自媒体视频。

　　许多聋人观众都说，由聋人自制的新闻小短片，易懂、便利、有贴近性。他们习惯了在好友群里转发、分享这些短视频，还可以和短视频的制作者在评论区互动。

　　科技增加了聋人双向交流的机会。冯刚有些年纪较大的朋友，眼睛不好、文字也看不懂。当遇到麻烦时，这些朋友会通过视频聊天，打手语请冯刚帮忙。有时候，冯刚在家无聊了，也喜欢找聋人朋友用视频聊天，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

　　但冯刚也说，通过手机视频打手语，费劲也费时间，一旦信号不好、画面卡顿，就要把刚刚的手语重打一遍。

　　越来越多科技公司投入无障碍的研究。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，陈钢有了一种新的收看方式：电视机屏幕下会出现实时的无障碍字幕，为聋人翻译解说。

　　电视机甚至出现了由AI代替手语传译员，为聋人翻译新闻，名为数字人。

　　《小芮说新闻》如今改用了数字人的形式。芮钟科说，数字人的出现，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，原来4天的制作时间缩短为两天，主创人员只需要把文本录入电脑，就会自动生成数字人打的手语视频。

　　方玲认为，虽然数字人不如真人有表现力，但是它不会改变意思，保证准确度。她计划可以把数字人推广到更多节目，比如相对轻松的娱乐节目。

　　“翻译和科技拥抱是迟早的事”刘可研也说，科技的加盟既为手语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，也让手语翻译员有了新的挑战。

　　郑璇调研发现，许多苦恼于找不到手语传译员的区县级电视台，如今购买了数字人的服务。她曾应邀指导某大厂的手语数字人研发，投入了许多精力、时间，但要让数字人跟上真人翻译的水平，还距离很远，“目前，数字人的发展还没有到足以成熟落地的程度，一些科技公司夸大宣传，片面推广，很容易造成聋人受众的排斥心理。”

　　她观察，目前，数字人翻译新闻，有信息丢失、漏翻、动作变形扭曲、节奏怪异等问题。也有聋人比喻，数字人就像中英文翻译机，输入汉语却出来了中式英语。

　　郑璇担心，电视台等媒体不懂手语，在科技公司蜂拥而上研发数字人的风潮之下，难以判断真实的产品质量，从而损害聋人朋友的利益。

　　冯刚也说，当前数字人只是单向转达、告知聋人信息，“数字人能带聋人看病吗？”他认为，数字人很难实现双向沟通，能看懂聋人的手语并说出来。

　　手语是美的、是活的

　　和汉语、英语、法语一样，手语也是一门语言，它有语法，速度、节奏、韵律、停顿、语气、重音。

　　孟繁玲看过出色的聋人演讲，台上的聋人利用表情、眼神、体态、面部表情、步伐，浑身都在说话，“如此美，且如此清晰”。

　　冯刚也说，聋人喜欢用手语讲故事。青少年时，他们喜欢在聋校的讲台上，讲电影故事，成年后去福利单位上班，也喜欢利用午休时聚在一起聊天，用手语“说说”最近发生的社会现象。

　　郑璇还曾用手语诵唐诗、说汉字、读论语，“手语是非常灵活的。”比如，用头朝下栽倒，那比喻了挫折、碰壁、失败；用拳头敲胳膊借代了疲劳，锤击脑门则借代了困难。

　　而且，不同地方的手语略有差异，就像是“方言”，但当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聊天，他们总能通过更丰富的肢体语言顺畅地沟通。同一个词，可以用不同的手势表达。手语甚至还有语种的差异，比如中国手语、美国手语、日本手语。

　　但这门语言在中国还处于极其初步的阶段。孟繁玲培养了许多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，发现社会对关于“聋人”和“手语”的知识缺少起码的认识。有学生刚刚入学就闹着要转学，“我有嘴为什么要学着用手说话”“ 看见聋人我害怕”。

　　“大众关于聋的知识太少了。”她鼓励手语翻译专业学生一定要多和聋人接触，跟着聋人学习手语，不仅要打出聋人看得懂的手语，还要能看懂各地聋人使用的手语。”虽然这个要求对学生来说难度很大，但要成为服务聋人群体的合格的手语翻译员，必须要达到这一目标。”

　　她曾去美国的学校参观，每个聋生上课时配备了一位手语翻译，且会考核翻译水平，“这样才能让知识传递给聋人，鼓励聋人发展”。

　　她认为，提高手语地位，还能推动聋人高等教育的发展。

　　2013年，江苏师范大学成立手语播音硕士点。正在读研究生的胡晓波是少数的聋人学生。他说，学院老师也想招更多聋人学生，但是至今能通过统招考试的聋人只有三位，本质原因是，大多聋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，最容易卡在英语上。

　　陈钢认识一个英国家庭，五代人都是聋人，却出了10个博士、5个手语翻译，也有人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。这一度让他感觉羡慕、震撼。

　　刘承承发现，当前，中国大多聋童的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学习口语，而不是手语。但手语和口语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聋童学口语是为了能在主流社会里生存，但要毫无障碍、没有隔离感、平等的交流，比如多人聚餐，谈情说爱，只能用手语。

　　刘可研还是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的老师。她观察到，有的聋生回到家，只能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，因为没有一个家人会手语，无法交流。许多聋生不爱看新闻，她上课时经常会借助一些时事，想丰富课堂内容，但常常没有什么效果——学生并不了解这些时事，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。

　　“新闻并不是看出来的。”刘可研说，听人要有一定的、综合的知识作为储备，才能看懂新闻；而聋生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都很薄弱，要想看懂新闻相对困难。这两年，她有时看新闻也会觉得，即便是她作为听人，要听懂、看懂一些专业性强的新闻，也有些难度。

　　冯刚如今也开始用手语自制短视频，“想让社会了解聋人的文化和世界。聋人的声音要被听到，可以通过自媒体来做。”

　　“聋人要发声，相比其他形式的残障更难。”郑璇说，聋人完成日常沟通就很不容易，要去演讲或是向别人诉说自己的意见更难，而且聋人习惯直接简单的沟通，因此很难听出对方话里的潜台词、话中话。这让聋人很难发声呼吁，争取更多社会资源。

　　“那个隐形的天花板就一直立在那里。”郑璇说，要真正实现无障碍，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